9.
档案并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而是按事件，有着自成一格的逻辑。梅西耶把台灯拽过来，让光圈落在这批尚未被电子化浪潮打湿的文件上。里面大多数是垃圾：缺页的使馆备忘录，发黄变脆的剪报和盖着保密印戳的旧档案。梅西耶随手翻开最厚的那一份，康纳·海因斯，没有照片，资料页下方盖了来自不同部门的印章，相互覆盖，像是在争抢地盘，旁边是一行手写的批注，“失踪，推断死亡”。还有一个标着“波恩”的文件夹，原本也许是奶油色的，因为氧化和频繁翻阅的缘故，变成了脏兮兮的棕黄色。许多装订整齐的报告，贴着诸如“里程”、“山雀”和“哥伦布”这种莫名其妙的标签。纪念品，梅西耶想，老家伙不愿意把头从三十年前的沙子里拔出来。
他花了比想象中更长的时间才找到他想要的，“海钓”项目的所有档案，装在簇新的塑料封套里，从九十年代初和莫斯科签署的备忘录，到克里斯滕几天前归档的最后一份简报。梅西耶起身关上百叶窗，回到办公桌边，着手寻找和代号“浮标”的线人奥马尔医生有关的文件，逐一把它们抽出来：数百页军火交易报告，伦敦和华盛顿争相把昂贵的战争玩具卖往利雅得、萨那和阿布扎比；相应的合同扫描件，会议记录，照片和货运清单。
梅西耶拿起一张照片，那是一份手写的名单，潦草地涂在笔记本上，再用相机在暗处翻拍的。名单列出了那些闭门谈判的参与者，许多熟悉的名字，来自国会山、白厅、卢比扬卡广场11号和兰利。哈迪要求他销毁这些文件，目光短浅的决定，梅西耶抚摸着这些光滑的照片和纸张，哈迪看见的是威胁，我看见的是往上爬的 门票和完美的勒索材料。
有人敲了敲门，梅西耶打开放在脚边的帆布袋，匆匆把这些文件塞进去，按下桌上的按钮，打开了电子锁。一个技术员把头探进来，“我们找到那辆车了，先生，但没有蔡斯。开车的是两个中学生，现在在16区警察局拘留室里，他们说车停在一家餐厅旁边，门没有锁，钥匙也没有拿走，所以他们想‘兜个风’。我们的人已经在询问附近的住户有没有见过目标。”技术员看了一眼手里的笔记，“另外，托比·韦斯已经醒了，录了一份证词，你需要一份副本吗？”
“是的。”
“还有一件事，先生。”
这个蠢货不能一次过把话说完吗？梅西耶想，“请说。”
“你之前让我们监视克里斯滕先生。”技术员又犹豫了一下，推了推眼镜，仿佛接下来要说的话会烧伤他的舌头，“他不见了。”
“你叫什么名字？”
“伯尼。”
“关上门，伯尼，好好解释一下什么叫‘他不见了’。”
——
“只有一件手提行李吗，霍普先生？”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把登机牌夹在护照里还给莱昂，那上面的名字是泰勒·霍普，“莫斯科常客，我猜。”
“我喜欢那地方。”莱昂冲他微笑，“永远能给你惊喜。”
“我敢肯定是的，先生，飞行愉快。”
——
对比德曼先生寓所的搜索告一段落，有用的战利品在沙发上垒成一小堆，像沉船之后打捞的遗物。这间公寓仍然有水，但没有电和燃气。晚餐是冷罐头豌豆和白兰地，阿德里安坐在地板上，裹着从卧室里找来的毛毯，挖了一勺浮肿的豆子，皱起眉头。
“至少比压缩饼干好一些，别抱怨。”
“我根本没有说话。”
“你看起来像是有人逼你吃一罐蜘蛛。”蔡斯试图拆开左手的绷带，就着路灯的微弱光线对付一个死结，用上了牙齿，“该死。”
“我来。”阿德里安说。
蔡斯看了他一眼，好像对方刚刚提出要去拆弹。阿德里安向他伸出手，蔡斯耸耸肩，把手递给他，掌心向上。阿德里安解开这些沾着陈旧血迹的布条，略微侧过身，让路灯的光线落在伤口上，“天啊。”
“没那么严重。”
“你和我对‘严重’的定义不太一样。”
“我已经非常幸运。如果计时器拨快半分钟，法医就要提着证物袋到处捡我的碎片了。”
“我认识一个图像分析师，到巴格达第五天就被子弹打中大腿，拿着一大笔保险金和遣散费提前退休，伤口甚至不影响他慢跑，这才叫幸运。”
“没有任何保险公司会愿意为一个外派巴格达的人开保单，你的朋友在撒谎。”
对方也许翻了个白眼，也许没有，在昏暗之中蔡斯不能确定。阿德里安松开他的手，站起来，走进厨房，几分钟之后拿着餐巾和剪刀回来。他拧开酒瓶盖，用白兰地沾湿餐巾，小心地擦掉血污，把餐巾剪成条，重新包扎好伤口。
“如果我死于感染，至少我知道应该找谁算账。”
“你应该说，‘我是个混球，感谢你的耐心’。”
“谢谢你，阿德里安。”
阿德里安盯着他，挑起眉毛。蔡斯移开目光：“只是因为你还拿着剪刀，小松鼠。”
“你总是这么烦人吗？”
蔡斯拿起放在地上的酒瓶，皱着眉头辨认上面的标签。“我大多数时候独自行动，没有人评价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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