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是存在的，并且非常的古典。尽管你通常不可能知道这世上每一个生物的名字（更别提它们中的一些根本没有名字），但当我们在尝试实施“伟大愿景”时，这意外地没有造成什么障碍。只要我们不试图从中剔除某些个体，“世间一切种族与生命”竟然是一个能被大部分许愿机都接纳的概念。
我们暂时还不清楚这种概念的边界位于何处。那些被我们认为是最原始形态的简单生物是否包括在内？那些我们至今仍在争论的“具有生命性表现的现象”是否包括在内？不管怎样，它暂时看不出什么明显的损害（如果从严格的学术角度讨论，我们不能断言说它定然毫无风险。作为指令的构成要素之一，它的定义肯定会影响到指令实现的最终方式。不过，我们暂时还无法估计这种影响的实现途径）。
这造成的是一种意外便利的局面，因为许愿机对个体的指定在少数情况下非常的令人困惑。有时它们对一份大致的生理模型数据和一个用于指代的称呼就满意了，而有时它们却几乎需要你提供一整个详尽得可怕的数据库（包括出生日期、出生地点、全部时间点的生理模型数据甚至是思维活动数据，除非你特意去制作了一个用于许愿的对象并从它出生开始就保持监视，或者你使用另一台许愿机来调用数据，否则要弄齐这些数据几乎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像许多其他的问题一样，我们暂时没弄清楚这种差异的规律性，但这的确让事情显得很不公平——有的人很容易被当作许愿内容里包括的对象，那意味着它既很容易被祝福，也很容易被诅咒；而有的人则非常狡猾地逃开了，简直就像是许愿机故意要装成瞧不见它的样子。这样的案例很少数，但是并不和个体的寿命或能力挂钩，我们在一位伟大的希莱波圣人和一只寿命异常的普通铊叶菌（这是说它除了活得久以外似乎没有任何称得上智慧的特性，众所周知这种常用实验室生物是没有复杂的神经系统的）身上都发现了这一叫人费解的现象。
尽管这一谜题背后的原理还有待研究，一个有趣的结论已经为多次实验所证明。我们发现，许愿机对于“较为亲密的社会性关系”往往会采取特殊对待。
举一个我们以往遇到的实例：当一位普通研究员试图指定某个陌生人为指令涉及的对象时，它可能会被许愿机要求提供一整个数据库。可是，假定这位陌生对象有一个生物学和社会学上均被承认的子代，并且它是单性自体繁殖的，那么该子代在操作许愿机时却可能不需要提供那个相同的数据库，相反，它只要用“我的生命给予者”、“我的先代”、“我的上一代”这样的词汇就足以完成对象指定——这是多大的便利啊！许愿机几乎从不索要第一代称的详细定义，而那就意味着从“我”出发的一切关系人指代都被大大简化了。“我”要许一个关于“我”的子代或先代的愿望，是远远比一个关系疏远的陌生人要容易的。这在实操上是个数据量的问题，不过也非常符合我们朴素的生活直觉：在各地流传的传说故事里，读者们也会发现，那些血亲、伴侣或密友间的相互祝福（实际上我们似乎收集到了更多的诅咒）要比陌生人强力得多。
这一点并非不可利用。很自然地，我们会想到利用这种关系人机制来指代一些特别难以指代的对象。我们请这位关系人来代为发布指令的相关模块，从它那里引用对象的定义，或者实际上我们其实也不一定非要那位关系人到场。只要这种关系性能被我们所确定，我们就可以自己来描述这种关系了。我们不再需要提供一个完整的数据库，而是说“我们指定的是某人的子代先代最密关系人”。通过这一技巧，无法描述的对象就变得能够描述了。社会关系真是妙不可言。不过，值得提出警告的是，这种小技巧并不一定能绝对地减少工作量，因为即便你逃过了定义真正的对象，你也少不了要定义“某人”。从经验来说，这事儿没有笔者在本书中介绍的那样容易。你往往找不到那个关系人，就算找到了，也同样没法指定它。
让我们把目光让我们把目光放得长远些，不要再拘泥于个体关系，而是把对象置于群体之中。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再纠结于一个具体的希莱波圣人的亲属是谁，而是直接把所有的希莱波圣人都视为指定对象。自然，其中也囊括了我们想要的那一个。
这涉及到另一个规律：我们发现，想要概括一个集体作为指代对象，实际上反倒比指出某个具体的个体要更容易（正如前面举的最极端的例子，没有什么对象比“世间全部的生命”来得更简洁明了，你完全可以直接用自然语言来发布它）。不过需要想清楚的是，有些愿望并不是为集体准备的。如果你想给某人一份礼物，给予它的全部同类相同的礼物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大乱子，指代的范围越大，被迫承担后果的人也越多，那么整个模型的复杂度，以及它会牵涉到其他愿望的可能，这都会让整件事波折重重、意外迭出。这些风险和乱子让这条规律的实用性大大降低了，非常叫人气恼，就像是这些狡猾又迷人的无限机器故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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