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多次弹劾李纲为军功而擅杀武将致民生涂炭无果后，便将火力对准了首相本人，一时间弹章堆成了山。
离首相之位已经不远的门下侍郎耿南仲也密奏天子，言“吴敏有党”。
耿南仲是少数能得皇帝真正信重的潜邸重臣，其人的弹劾非同一般，而“有党”之语更是极其毒辣，乃是戳中赵桓的隐刺。
就在赵官家下定决心免掉吴敏首相之职时，淮南路宣抚使司却不合时宜地送来了韩世忠阵斩李福尽逼降乱军的捷报。
言官们之前弹劾地焦点主要集中在李纲不通军略而导致淮南大乱，太宰吴敏又为党派利益一味包庇其人。
但韩世忠关键时刻平定动乱，充分证明了淮南路宣抚使李纲确有识人之明，而首相吴敏在朝中的调度之功也不可没。
如此一来，再弹劾李、吴两人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但大宋朝堂还没来得及消停，大同帝国的使者石秀就带来了淮南之乱久久不能平定，其国已经出兵帮助大宋平乱的消息。
所谓输人不输阵，当着石秀的面，崇尚气节的大宋臣子当然要严厉大同擅自干涉大宋内部事务的恶劣行径。
但等大同使者抛下“三日内不给答复便不要谈”的狠话退下后，朝堂上便迅速乱作一团，一些还算冷静的臣子想到了必须找出人来负责此事。。
左正言程瑀上言：
“臣历考自古中兴之君，商高宗则得傅说，周宣王则得仲山甫，汉宣帝则得丙魏，王相协心，相与图治……
陛下自即位以来，於今三时，边陲未宁，黎元扰动，兴滞补敝之效，未有可观者，殆以宰相非其人乎？
……吴敏、耿南仲昏懦，唐恪倾险，此政事所以旷败而不振。昇下宜别选英贤，以图大计。”
此公棍扫一大片，却是只确诊不开方。
反正国家衰败至此，衮衮诸公都逃不脱责任，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弹劾了再说。
这也是比较保险的策略，言官有风闻奏事的权力，就算说错了也不要紧。
不过，这种策略的杀伤性显然不够，顶多是让相关受弹劾者“待罪府中”，方便其余人继续落井下石。
但大同限定的三日时间还有大半，贸然开口有押错宝的可能，多说多错不如一默。
事实证明，程瑀的谨慎是对的。
当日稍晚，淮南宣抚使司就传来了韩世忠奇袭寿春险些得城的急报。
李纲明显玩了“屡败屡战”和“屡战屡败”的文字游戏，但这份战报对于正被大同使者威胁就快跪了的大宋朝廷来说还是很及时的。
哪怕扛到最后还是要跪，也至少要跪得体面点。
韩世忠确实没能夺下寿春城，但这一战证明了宋军并不是没有反击的胆气和实力。
如此，就足够了。
经历上次的大战后，大宋君臣上下一心，励精图治，国力日涨，已经不是大同随便派个使者来威吓几句就能任人宰割的大国了！
这种想法很有市场，并不是才“胜”了一仗，大宋君臣就飘了，而是屡战屡败的大宋太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可以坚持下去。
同强宋弱的现实暂时无法改变，“以战促和”就成了大宋君臣保全江山社稷和家族荣华富贵的必然选择。
这种形势下，勇武敢战的韩世忠必须赏，指挥有度的李纲也不能换，居中协调有功的吴敏——又躲过了一劫！
不过，正因为奇袭寿春之战的战果太过“辉煌”，反而显得有些假。
赵桓之前才下旨撤掉了各地做走马承受（廉访使者）的内侍，使得其人对前线情况的了解只能依据守臣的一面之词。
万一李纲为了自保而欺君怎么办？
为慎重起见，次日大早，赵桓便命馆伴使以淮南军情试探大同使者的口风。
石秀自然不知道寿春县刚刚发生的战斗，但其人根本不在乎情报的真假和战斗胜败，反问馆伴使“贵国可是做好了大战准备”？
大同使者一句话便惊醒了还在做梦的大宋君臣。
前线的战局如何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朝廷可曾做好了大战准备？
显然，“一直在准备中”的大宋王朝从来就没有“做好大战准备”的时候，朝廷根本就有直面大同威胁的底气。
很快，如何妥善解决寿春府之事，避免淮南路成为第二个河东路，就成了大宋君臣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应对方法也不复杂，除了照单落实按照大同的要求外，就是追究造成淮南乱局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这又涉及到吴敏、李纲、韩世忠等人功过是非的重新界定。
换句话说，就是朝廷要打自己的脸了。
好在，安丰、霍丘、六安三县相继不战而降的消息送至临安。
前线形势仍然不明朗，但至少说明了同军根本就没有受到被袭的影响，反而是淮南兵马坐视寿春府全境陷落而无能为力。
进一步推测，则可以得出一个让人厌恶的结论：
根本就没有什么寿春县奇袭战，一切都是自知无法收场的李纲搞得鬼！
对这种为个人私利而罔顾江山社稷的贼子，必须狠狠地惩罚。
而要扳倒李纲，就得先整垮吴敏。
于是，御史中丞陈过庭亲自上书，弹劾太宰吴敏：
“臣闻汉田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匈奴单于曰：‘汉置丞相非贤也，一妄男子上书得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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