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六月初八。
王则之横扫大同府四州七县的情报传到了朝中。
“报，军情急报，六月初一，山西总兵聚兵谋反，于一日之内连克大同、怀仁、山阴、马邑四县，并于当晚攻下了朔州城，朔州知州、守备战死。
在此之后，其部兵马势如破竹，夺应州、攻浑源州。
蔚州知州自知不敌，实行坚壁清野的计策，将广灵、灵丘、广昌三县城内兵马尽数聚于蔚州城内。
蔚州城城高池深，王则之久攻不下，使用围困之策，蔚州城内粮水断绝。
王则之得城内细作配合，于六月初六午夜子时，火烧城头，打开城门夺了蔚州城。
时至今日，大同府全境皆失，自从五品知州至九品主簿一干文官武将，尽皆被俘。”
这条情报就像一颗炸弹投入了朝中，朝堂上满朝大臣尽皆惊骇欲绝。
大同是九边九镇之一，此地乃西北边关重地，如果大同府丢了，京城就会门户大开。
王则之完全可以从大同一路驰骋兵临京城之下。
“怎么会这样？”
“这可如何是好？”
“他怎么就反了呢？”
“皇上，当今之计唯有命蓟辽总督袁崇焕携辽东边军前来驰援，如此方能保京城不失。”
在朝臣们被吓的乱糟糟的时候，兵部尚书王洽出班奏道。
“远水救不了近火，传旨命五省总督杨鹤暂缓剿匪事宜，立刻驰援京师。”崇祯端坐在龙椅上，不慌不忙的下令道。
他之所以如此镇定，那是因为他早就收到宋统殷和魏云中的奏报了。
两人合声奏报，说山西境内的商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更有甚者资敌卖国。
至于这四州七县的官员，据宋统殷所说，这些人都参与了私贩铁器、火器等禁物出关的事情。
这也是王则之为什么突然发难，攻打四州七县的原因。
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不算什么，私贩禁物出关就是大罪。
对于这些人崇祯是深恶痛绝，如果不是忌惮这些人身后盘根错节的关系，都不用王则之出手，崇祯就会把这些人赶尽杀绝。
千万不要以为崇祯是一个良善的人，当上皇帝的就没一个是善茬。
“这...”王洽听了崇祯的旨意，后颈冷汗直流，他欲言又止，最后低下了头不敢言语。
“嗯？说，你有什么瞒着朕？”崇祯一看王洽的样子就知道他有事隐瞒他。
隐瞒皇帝就是欺君，欺君之罪可是大罪。
王洽闻言，噗通一声跪了下去。
“臣有罪，杨鹤奏报，在他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计策下，陕西流贼之患已平，实际并非如此。
朝中给他的那些钱粮，对陕地的饥民来说不过杯水车薪罢了。
杨鹤花完那些钱粮之后，田近庵、恶虎、翻山虎、韩至山、神一魁等贼兵既降复叛，而今陕地已是一片糜烂，根本抽不出兵马驰援京师。”
王洽跪在地上胆战心惊的说完陕西的情报，随后跪伏在地一动不敢动，他在等着崇祯的责罚。
崇祯闭眼，深吸了一口气，猛然站起来大喝。
“你们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朕，都给朕说出来，朕乃天子，朕承受的住。”
崇祯说完胸膛剧烈起伏，在他看来，杨鹤和群臣合起伙来欺瞒于他，此等欺君之罪比王则之更过份。
至少王则之还会给他上一份折子说明情况，群臣倒好了，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瞒着他。
其实这要真的说起来，也不能全怪杨鹤。
崇祯只给杨鹤十万两私银，加上陕西的藩王们捐助的五万两白银和二万石米粮，也是远远不够。
如果要解决陕西饥民的问题，起码需要数百万石粮食，按一石粮食二两三银，那就是几百万两银子。
现在崇祯最缺的就是银子。
如果崇祯皇帝拿出足够的银子或者粮食来，杨鹤或许真的能抚平陕地饥民作乱。
问题就是崇祯拿不出来，他拿不出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鹤有一肚子计策也使不上来。
杨鹤用完那十五万两白银，二万石米粮的时候，立刻面临了困境：无论是剿灭还是招安，都需要不少银子。
而朝廷最缺的就是银子，甚至连赈灾的银子，也要他自己想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杨鹤对造反的饥民只有一个计策那就是——抚。
杨鹤所谓的抚，就是放纵流寇的行为，只要他们愿意投降，立刻赦免所有罪过。
他的这个理念还得到一批儒士的支持，他们认为这个方法很好，符合圣母之道。
如果孔子在世绝对被这群人活活气死，因为孔子最反感的就是圣母之道。
事实也正是如此，反贼的数量并没有因为杨鹤的宽容而有所减少，反而因为这种宽容变的越来越多。
不管犯了多大的罪过，只要表示一下悔过，就可以既往不咎。
这种宽仁的做法，直接把叛乱的代价降到了最低。
陕地叛乱的主要基础是饥民、难民、逃卒和溃卒，因为这种基础存在，各种不安份的人才能如鱼得水、兴风作浪。
实际上造反作乱的中坚力量正是逃卒和溃卒。
因为崇祯没有给杨鹤足够的银子和粮食，所以，杨鹤失败了。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杨鹤的抚并没有错。
因为饥民造反作乱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天灾人祸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克扣粮饷贪污腐败把士卒逼的无可耐何。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下拨钱粮安抚就是最正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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